被忽視的魔障
站在同樣的跑道前，別的孩子是速度賽，讀寫障礙兒童卻是跨欄賽——很多時候，這些障礙甚至不被旁人認知
7歲的男孩文文，面向鏡頭，講述他最大的心願：“如果我有原子彈，就把學校給炸了。”他的神情沒有變化，就像說“如果我有五毛錢就要去買口香糖”一樣自然。
文文討厭學校，討厭學習。他讀課文，一個字念完了，可能要看上兩秒鐘才蹦出下一個詞。他寫字，總是寫不進田字格里，一筆一劃戳在紙上，“就像刨地似的”，他的老師說。
文文是一名讀寫障礙兒童，也是老師們眼中的“差孩子”。
在中國，像文文這樣的孩子還有很多。站在同樣的跑道前，別的孩子是速度賽，他們卻是跨欄賽——很多時候，這些障礙甚至不被周圍認知。
根據國際讀寫障礙協會(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的界定，讀寫障礙是一種學習障礙，特徵是不能正確發出或接收口頭或書面的語文信息。讀寫障礙兒童在拼寫、組詞、閱讀、書寫等方面都會遇到困難。讀寫障礙是特殊學習障礙(包括讀寫障礙、特殊語言障礙和操作協調障礙等等)中最常見的一種。
跳字漏行、增字、替換字、倒反念、混淆相似字、寫同音異字、鏡反字、字體歪斜大小不一、英文連字不空格、看不懂數學應用題、無法理解閱讀內容……讀寫障礙的常見特徵雖多，卻很少會同時全部出現在一個人身上。
成長的痛苦
讀寫障礙人群究竟有多大？來自美國全國保健研究所2004年的預計，美國約有15%人口受到各類學習障礙所影響，其中已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當中，有8成以上屬於讀寫障礙。
曾經有人認為，英文是表音文字，字母的不同順序影響讀音；而漢字是表意文字，像圖畫一樣的外形與讀音無關，因而中國兒童應該沒有讀寫障礙問題。然而早在十多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劉翔平便發現有讀寫障礙症狀的中國孩子。
事實上，漢語的讀寫障礙更加複雜。漢字是音、形、義的結合，“而讀寫障礙的孩子形音捆綁加工能力落後，即便好不容易捆綁上了，轉錄的速度又比別人慢幾毫秒”，劉翔平教授解釋他的研究成果。
有香港學者調查指出，香港兒童存在讀寫困難的普遍率高達9.7%至12.6%。而在中國大陸，對讀寫障礙的神經科學、心理學、教育學研究才剛剛起步，還沒有進行過全國性的流行病學調查，只在部分地區有零星結論。
2007年，華中科技大學(微博)同濟醫學院的兩位教授採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對武漢市某城區4所普通小學3至5年級平均年齡為9.41歲的1200名學生，根據國際疾病分類診斷第10版中閱讀障礙的定義，採用逐層篩選的方法診斷漢語閱讀障礙兒童。結果顯示：閱讀障礙的發生率為6.3%。
“5%~10%，是國內被普遍接受的讀寫障礙兒童比例。”劉翔平教授說。
他接觸到的讀寫障礙兒童，“普遍低自尊、學習動機低下。像奴隸似的，沒有學習的樂趣和投入”。
另外，“相當一部分讀寫障礙的孩子，注意力也存在障礙，兩者有重合部分”。
還有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某學習潛能開發中心的創辦人蘭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接受矯治的300多名孩子中，有40多人同時還在接受心理治療。他們過分敏感、強迫症、習得性無助，還有孩子出現自殺傾向。
“讀寫障礙不是病，不可能藥到病除，這是一個很艱苦的一個過程。改變和接納是平衡的，一邊接納它，一邊改正它”，劉翔平教授深感中國家長的急功近利，“事實上，閱讀是勤能補拙的，雖然不能治愈，但可以補償。一旦孩子認識到兩三千字，這個瓶頸效應該可以過去。這需要家長花力氣花時間來抓一抓，將閱讀變成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家長們總是希望走捷徑，恨不得找到'神醫'讓孩子改頭換面。
”在獨生子女政策與激烈生存競爭的當代中國背景下，這樣的焦灼儘管可以理解，但在另一方面，家長和孩子其實可以不被分數所困。人們常舉例3歲才會說話的愛因斯坦、反著書寫的達·芬奇、美國總統托馬斯·杰斐遜……讀寫障礙者並非意味“懶惰、弱智”，相反，他們在音樂、繪畫、運動、設計、電子、機械、戲劇等領域可能有著超出常人的禀賦。
於是，在國外，閱讀障礙者被俗稱為“聰明的笨蛋”。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梁威曾參加一個在美國舉辦的國際學習障礙研討會。 3000多人的會場，除了專家學者，一大半都是家長。一些八九歲的小男孩盤腿坐在主席台前的地板上聽，聽完後上台演講：“我有拼讀障礙，但這並不妨礙我學習……”
這讓梁威印象深刻，“這樣的場景，你在國內絕對看不到。”
忽視與進步
中國讀寫障礙的研究始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陸較香港台灣地區為晚。在此之前，從19世紀中葉起的臨床醫學報告個案、20世紀提出學習障礙概念、直至上世紀70年代教育立法，西方的學習障礙研究已走過漫長路程。
1949年，國際讀寫障礙協會成立。美國、英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也成立了讀寫障礙研究協會。 2000年，梁威教授等人參與成立了學習障礙研究專業委員會，挂靠在中國教育學會兒童心理專業委員會之下，是一個三級學會。之後，隨著國家對三級學會的管理調整，這個委員會自動解散。目前的研究，多以課題形式存在。
至今為止，還沒有統一的診斷評估標準可以用於漢語閱讀障礙。有的學者用識字量，有的學者用閱讀測驗判斷是否低於同年級水平，還有學者翻譯修改國外學習障礙篩查量表。而提供讀寫障礙矯治服務的教育機構，國內知名的不過三四家，矯治理念也各有不同。從基礎到應用，讀寫障礙研究在我國仍在“初級階段”。
“在大陸，教育心理學講的是普通人，特殊教育又在講殘障人士。而這一大部分讀寫障礙的，無形中就成了(誰也不管的)邊緣人物。”劉翔平教授說。
而在台灣，《特殊教育法》將學習障礙與智能障礙、視聽覺障礙並列，共同稱為“身心障礙”列入保護。 2010年6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發布了一份《為學障學生提供服務》的文件，明確表示，“經評估確定有讀寫障礙的考生……可提供適當的特別考試安排”。
這些安排可能包括：筆試時間延長四分之一；考生可以隔行或者隔頁書寫；90分鐘或以上的考試，考生可申請每45分鐘休息5分鐘。另外，考評局還可以為學生印製單面試卷，甚至提供象牙色的捲子。
香港的小學還會對剛入學的孩子進行早期識別。如果在指定機構測評為讀寫障礙，孩子們將獲得香港教育統籌局劃撥給學校的特殊教育基金，每位孩子1萬港元。美英等西方國家也有類似政策。
“其實，這些政策是在減少未來的社會投入。”劉翔平教授說。旅行時，他曾注意到鄰座的一個姑娘。一份報紙，她讀了四個小時還沒有讀完。細細一問，她是化妝品銷售員，沒有上過大學。
有數據顯示，只有大約8%的讀寫障礙者可以完成大學學業。而染上網癮、酗酒，或是失業乃至犯罪，被應試教育淘汰的另一部分，有可能成長為社會的不安定因子。
劉翔平教授、梁威教授和蘭紫都努力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講座推廣這一理念。然而，在一次會上有家長聽了蘭紫對矯治讀寫障礙的介紹後，回家一問，身邊沒人聽得明白這件事：“其他人都不知道，你肯定是騙我的！ ”
那位在她面前說心願是“用原子彈炸學校”的男孩文文，最終也沒有來接受矯治。文文的媽媽回家後向老公提起，不料老公責罵她：“你才腦子有病！我的兒子沒有問題！”奶奶也不贊成：“花這錢，還不如請個家教讓他好好學習呢。”
蘭紫深感常識普及還要繼續，因為，“只有公眾的了解，才能最終產生對這個群體的理解”。
記者/陳薇 文/ 王一凡 (中國新聞網)
